日本計劃與重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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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日本計劃與重構歷史
太田佳代子
東京大都會建築事務所策展人暨編輯

過去，現在

日本計畫對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和AMO的成員們來説，意味著六年的辛勤勞作。這一切始于2005年庫哈斯和奧布里斯特對新陳代謝派（Metabolism）元老們爲期三天的採訪。那次採訪的收穫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它引發了一系列問題與矛盾，為後來的發現埋下伏筆。在後續的挖掘過程中，我們找到了大量的人物故事、快照、建築圖紙和照片，並在這些新發現的基礎上繪製了圖表。我們搜集資料，審慎構思，將零散的證據納入一種新的敘事結構，並賦予其新的意義與價值。通過《日本計劃》，我想我們可以說，我們重新構建和重新定義了歷史。

新陳代謝派運動是建築史上的一個傳奇性運動。它發生在1960年的東京。在我們的書之前，新陳代謝派以一個建築界裏的藝術運動團體而著稱。這群激進的建築師們呈現了許多關於對未來城市具有前瞻性的奇幻繪圖。他們為什麼畫出這樣的圖，以及它們究竟表達的是什麽，都被遮蔽在強有力的畫面之下而被人們忽視了。同樣搶眼的還有他們那些建立未來生活體系的建築的照片，如艙体大樓（Nakagin Capsule Tower）或是70年世博會（Expo 70）。在當時，大阪70年世博會的展館所展示出來新陳代謝派成員們對於未來生活的想象，與1964年出現的子彈列車一起，都助長了日本公衆對未來滿懷欣喜的奇幻想象。

諷刺的是，新陳代謝派成員們成功的職業生涯，從某個角度上說，阻礙了我們嚴肅地去挖掘這段歷史以及回顧整個過去。他們的成功在當時激起了很多人對這些成員們的狂妄自大、腐敗墮落或是喪失創造力的指控。這些批評的出現適逢日本1960年代末開始的建築話語的中堅人物磯崎新（Arata Isozaki）的崛起。磯崎新同時也是新陳代謝派對手陣營的領導者，他於1960年代末致力於探索建築的藝術和思想價值。

查爾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著名的大事年表（或者可以說是進化樹枝圖）可以幫助我們在歷史中定位新陳代謝派呢。衆所周知，詹克斯在1964年的書裏創作了那張圖的最初的版本，而後在2000年再版時修訂了那張圖。

我用紅色圈出了我們這本書的主角，即新陳代謝派的成員們以及他們的導師丹下健三（Kenzo Tange）。用紫色圈出了在我們的採訪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人物。你們可以看到，這些人的關係是分散的。我認為正是這一信息零散分佈的狀況決定了我們過去對新陳代謝派片面的理解。而詹克斯的圖向我們呈現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景象，即非西方的建築師們與事件如何在不同的時期納入世界建築的潮流。另外還有很多重要的連結與關係因爲超越了呆板的分類而無法在這張圖上顯示出來。


讓我們再來看看這場運動和這些建築師的另外一面。我們將建築與人物主角們與它們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脈絡聯繫起來，同時也把他們放在國際關係（包括商業的和官方的）中看。這樣一來，新陳代謝派就與日本的現代化過程聯係起來了。我們將這場運動重新定義為一場"試圖用不同的方式（一種幾乎是遊擊的方式）來重建國家"的想法在建築行業上的表達。有一些新陳代謝派的成員在過去幾十年裡持續影響著政治決策者。

在日本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年代，新陳代謝主義者們與公共機構之間直接與間接的合作。
採訪之後的研究：AMO

項目

我們的項目始於在東京的訪談。我認為這是一個關鍵。多虧了庫哈斯和奧布里斯特驚人的能力，採訪照亮了一些盲點，為後續的詳細研究提供了線索，甚至在受訪者中觸發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緒和意想不到的反應。換句話說，這些非常規的採訪使許多受訪者 ——包括書和歷史的主角—— 變得積極起來，以至於他們坦白並給出了很多不為人知的線索。

在那次採訪之後，這些盲點、矛盾及被隱瞞的真相耗費了我們超過5年的時間。這是一個挑戰現有觀念、擴大視角，以及將現有的所謂傳奇重組成新的脈絡和敍事的過程。我後面會展開詳細說明這一點。

我認為雷姆·庫哈斯和漢斯·烏爾裡希·奧布里斯研究新陳代謝派的動機，是因為他們認為它是"最後的先鋒藝術運動"，而且也許也是唯一一個非西方的藝術運動。他們採訪了活躍在同一時期的人，如約翰遜（Philip Johnson），文丘裡（Robert Venturi），翁格爾斯（Oswald Mathias Ungers），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等等。並且，當時這個研究是很緊迫的：這是我們直接接觸的倖存者們最後的機會。第一輪採訪警醒了我們有必要組織起一整個團隊來做這個研究。

這個項目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運用了許多不同的工作方法。國際化的運作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好處，而互聯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包括許多反複的後續採訪甚至是堅持不懈的質疑。人們往往要在採訪的過程中才開始想起一些事情，或是意識到他們的記憶被扭曲或壓抑了。沒有這樣的堅持的質疑，很多讓人感到困惑的問題將永遠沒有機會得到修正或重現。而我們也永遠失去了從真相中學習和受啟發的機會。

下面是我們這個項目中找到的一些資料。

新陳代謝主義（Metabolism） 1960

在第一輪的採訪中，新陳代謝派成員之一的槇文彥向我們展示了那本傳說中的書，也就是新陳代謝派的"宣言"。這本書出版於1960年，但很快就消失了，即使是在圖書館裡也很難找到。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本罕見的聲明神化了新陳代謝派。毫無疑問，當我們試圖重塑對那些前瞻性的繪圖與項目的理解時，這本書是第一條線索。

《新陳代謝主義 1960》書的封面內頁寫著，"新城市化的提案"

《新陳代謝主義 1960》菊竹清訓，海洋城市設計

《新陳代謝主義 1960》黑川紀章，農業城市裡的"蘑菇形住宅"

《新陳代謝主義 1960》：大高正人與槇文彥, "購物鎮"。 將"群形式"理論運用與伊朗城市伊斯法罕（Isfahan）的衛星地圖。這一理論亦用於今天的城市廣場。

《新陳代謝主義 1960》：大高正人與槇文彥,"商業鎮"。 將"群形式"理論運用東京新宿區。這一地區的城市化問題需要一個戲劇性的解決方案。

菊竹清訓
Koto 項目, 東京, 1961

除了建築創作之外，菊竹一直致力於發展巨型結構體系，以對抗日本嚴峻地理條件下的城市居住問題。這些提案是這位建築師對整個社會的熱切呼籲。菊竹試圖運用一套全新的思維和技術，使日本社會在下一個自然災害到來的時候得以倖免。（這也許是菊竹作為一個曾經的地主所特有的"貴族的義務"（noblesse oblige）由於種種原因，菊竹將這些項目與他其他常規的建築工作分開。因此，他為此與政府一起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不為公眾、建築史學家或者批評家所知的。事實上，恰恰因為菊竹在同一時期完成了大量偉大的建築作品，這個項目具諷刺性地被遮蔽在他其他方面的天才之下。

Tetra 項目, 東京, 1962

這是菊竹為解決東京即將到來的人口密度過高以及防禦自然災害所做的另一個提案。菊竹始終關注日本脆弱的土地問題，並試圖開發環繞著這個國家的海洋的潛在負荷能力。

層狀結構（Stratiform Structure）系列, 1972-92

我們發現了這個1970年代初的項目，於是在採訪後多次重訪菊竹，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相關的信息。我們最終看到了一些這些項目的圖紙和模型。菊竹也永不疲倦的回答我們沒完沒了的問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該系列的層狀結構項目顯然是菊竹之前實踐的延續，甚至一個為新陳代謝派所尊崇和神化的方案。我們的研究也發現，最終層狀結構將發展成一系列國家資助的和國際化的項目。

人造土地項目（Artificial land projects）——天空住宅（Sky House），兒童地盤（Children's Land），75年世博會（Expo 75）展館

有一些建築被拆卸了而後很好的被遺忘了：我們在菊竹的檔案中發現了這張"兒童地盤"項目的照片。這些傲然聳立在山上的小型結構可以被認為是一個新陳代謝主義者們共同追求的概念。它們也可以這些建築師的其他作品中，如"人造入地"上看到。

黑川紀章 (KISHO KUROKAWA)
農業城市（Agricultural City），1960

菊竹的新陳代謝主義植根於他對被戰爭奪走的土地所有權的關注。而黑川的新陳代謝主義則至少部分是出於他自己身為一個伊勢灣颱風的受害者的經驗。這類的災害日本是非常常見的。農業城市是黑川對日本城市最早期的方案之一，目標是從物質上、心理上和經濟上拯救農民的生活。

變形者（Metamorphosis）, 1965

意大利雜誌卡薩韋利亞（Casabella）在1965年發表了對黑川的這個充滿詩意的項目的一些引人入勝的圖紙。黑川曾經真的做了一個1:1的樣本，並為其寫了一首小詩。這件事一直不為人知，直到我們在攝影師的檔案挖出這張照片時才被發現。

Um Al Khanazeer 旅遊開發, 伊拉克, 1975

這是一組在曾任黑川的工作人員的工作室裡找到的競賽圖紙。採訪揭開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並幫助我們重新理解黑川這位建築師。

Takara 展館, 70世博會

贊助商Takara翻出了這張照片。我們被這個最"女性化"巨型結構逗樂了。

為社會工程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Engineering）所做的報告， 1973-75

黑川從來沒有透露過他曾與一群人在1969年創建了智囊團以及他在其中的作用。這件事基本上是保密的。我們在採訪時徹底地追查，設法找到了幾份智囊團提交給政府的報告，並在其中看到一些出色的研究及圖表。這些文件揭示了黑川對社會深入的參與，——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遠遠超出了他的專業領域。這使得現在那些批評建築師的參與政治的觀點顯得膚淺。這些文件對於我們今天思考建築師的社會角色問題是有啟發意義的。

黑川（社會工程研究所）。這是一項對日本不同時期與不同地區的人口轉變的研究，於1974年提交給政府。

媒體建築師

我們還闡述了建築師與當時的新興媒體，即電視，之間的相互促進。這些照片告訴了我們在當時發生過什麼。

槙文彥(FUMIHIKO MAKI)
堂島規劃 (Dojima Plan), 大阪, 1960-61

槇文彥與大高正人 (Masato Otaka) 曾一起探索將「群形式」作為一個解決日本迫切需要的都市規劃系統方案。結果，這一想法影響了新加坡的建築師們。槇向我們展示了新陳代謝派成員平面設計師粟津潔（Kiyoshi Awazu）在他的城市設計項目圖上的塗鴉。粟津路過他的辦公室，並邀請他參與"合作"。

榮久庵憲司 (KENJI EKUAN)
早期的膠囊項目

當我們發現工業設計師榮久庵憲司是新陳代謝派的成員中第一個（甚至早於那些建築師們）創作出可移動和擴展的膠囊式最小居住單元時，我們非常的興奮。顯然，榮久庵憲司的想法給了建築師成員們很多的靈感。我們在1965年出版的新陳代謝派的第二本書裡發現，他的這些想法被擺在一個很核心的位置。

70年世博會（EXPO 70）
被遺忘的合作

這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也為新陳代謝派的鼎盛鋪設了舞臺。通過不懈的挖掘，我們掌握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那個大屋頂的下方，有一整層的展館，包括了阿基格拉姆（Archigram），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弗裡德曼（Yona Friedman），德·卡洛（Giancarlo de Carlo）等的作品。有一些新陳代謝主義者們曾在世博會之前專程結伴到歐洲和美國邀請他們同輩的建築師們。

（左）：阿基格拉姆（Archigram），弗裡德曼（Yona Friedman），薩伏迪（Moshe Safdie），德·卡洛（Giancarlo de Carlo），霍萊因（Hans Hollein）等建築師們與新陳代謝主義者們在大屋頂下，大阪世博會1970。
（右）：大屋頂下的展館
岡本太郎紀念現代藝術振興財團惠贈

高爾基體結構（Golgi Structure），70年世博會

事實上，槇文彥在70年世博會上也展示了他的作品。那似乎是一個高爾基體結構的變形。它也許是他的作品中最概念化的一件。

阿基格拉姆的丹尼斯·康普頓（Dennis Crompton）提供的照片

阿基格拉姆也完成了一個展館。其成員丹尼斯·康普頓給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這張圖顯示了隱藏在大屋頂下面的黑川紀章的膠囊和磯崎新設計的移動機器人。

大阪格拉姆（Osakagram）

當康普頓參觀世博會時，阿基格拉姆發表的大阪版的阿基格拉姆雜誌。似乎他們曾與當地年輕的建築師磯崎新一起製作了大阪格拉姆。這是一個特地為世博會的遊客們設計的雙語項目。

丸之內項目（Marunouchi Project),另一個"空中之城（city in the air）"，1963年

和新陳代謝主義者們一樣，磯崎新也曾做過一個吸引民眾注意的項目。這個的方案提供了一個替代的可能性來抵制當時主要開發商正在進行的無情的土地開發。我們在1963年的一個大眾週刊（而非建築期刊）上發現了這個話題。很顯然，這個方案將1960年的"天空之城"的想法運用於東京的第一個CBD丸之內街區。天空之城項目有一張圖紙現藏於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MoMA）。

丹下健三
照片

我們找到了一些丹下青年時期的照片。這些照片揭示了這位建築師不為人知，或是已被遺忘的過去。有一個問題變得很清楚，那就是丹下健三在建築工作和教學之外同時積極參與各種運動以提高公眾的認同及建築師的職業地位，提高在日常生活中的設計標準，並且他曾與藝術家們合作。丹下也很積極地訪問或聯係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說，他是在中東和非洲等發展中地區大量生產建設全球化建築的一位先驅。儘管對丹下而言，這是一個為那些需要他的、欠發達的社會服務的道德使命。

丹下健三與丹下實驗室於他在東京成城的家中工作的照片。照片獲贈於槇文彥。

廣島市核心區總體規劃，1951年

廣島市政府在原子彈爆炸中倖存了下來。最近，在市政府的地下室裡發現了由丹下及其團隊完成的一組圖紙。這些圖紙在戰爭結束之後六年繪製，圖紙傳達了建築師在理想主義驅動下的想像。在這個總體規劃的基礎上，丹下建議政府將城市中心用於城市的未來，即年輕人的文化和教育設施（他也在1951年倫敦舉行的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上介紹了這一方案）。

未經刪節的照片

我們在攝影師的檔案中找到了一些丹下建成及未建成作品的存照。在丹下生前，所有出現在雜誌或是書本上的照片都在建築師或是編輯的授意下被嚴格的剪裁。出版後，這些照片便不再被看到了。與這位建築師的初衷自相矛盾的是，這些原始的照片能在更大的脈絡裡展示它的建築作品，並更加明確地傳達出這些建築的意圖。

1970年代在中東地區的作品

丹下健三在沙特阿拉伯及其他伊斯蘭或非洲國家的作品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是特別有趣的，儘管這些資料有些淩亂。在這些作品中，我們看到的，一方面是丹下對城市未來堅韌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他對形式與規模的無拘無束的探索（這些形式在他的家鄉未必有可能實現）。特別是他在沙特阿拉伯的一個重要的朝聖城鎮穆娜（Muna）的總體規劃，非常的強有力，構思精巧並富有詩意。它擴展了我們之前對這位建築師的創新能力的估計。

結論

我們所做的研究表現出來，最好的媒介絕對是一本書。但我們對於如何在實體上把這些資料收集在一起依舊存有疑問。換句話說，要在哪裡以及怎樣把文件與證據收藏起來。所有的這些檔案都是在日本一個叫milliard的地方發現。但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那裡目前不存在任何系統來存放或收藏這些建築作品及相關產品。

眾所周知，缺少空間是日本一個嚴重的問題。與此同時，儘管藝術博物館無處不在，卻沒有一些公共或私人的資金來建立一個體系，或是提供一個場地來存放這些建築文件。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將它們作為資產來存放，更是作為文化遺產來保存。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那就是我們工作的最終目的，是將我們對於歷史的發現，與建築界, 以及建築界以外當前的狀態聯係起來。我們挖掘得越多，我們學到的以及受那些建築以及建築師們啟發的也就越多。看到我們的書能夠引發新的討論是很令我們興奮的。今天在這裡，我還想說，如果能看到我們項目推動在亞洲的國際合作，那將是非常美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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