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
承孝相：讀懂土地是建築師的任務
劉莉芳
2008-05-21
作為建築師，承孝相受僱於開發商，但他不將業主看作「終極裁判」。他在韓國常說，不要把建築看成房地產。
2008年，承孝相再次和SOHO合作前門舊城改建。在一場雲集知名建築師的探討會結束後，承孝相向張欣提出，用一天時間去前門的瓦礫上走一走。他要去前門和以前住在那裡的靈魂對話。
承孝相以提倡「貧者美學」著稱，他的獨立式住宅「守拙堂」入選韓國20世紀十佳建築，他的婦產科醫院顛覆了傳統醫院的形象，引領了韓國醫院建築的革新。在韓國政局最動盪的時代一直堅持與獨裁政府抗爭的承孝相，認定「建築就是政治」，至今仍豪言「憤怒讓人健康」。他嚴厲批判「華麗的建築」，因為它們「誘導一種荒唐和假惺惺的生活」。
韓國建築師承孝相今年56歲，謙遜、害羞而又簡樸的他，卻是韓國為數不多的敢說真話的建築師。在這個商業社會裡，他盼望「讓亞洲經濟危機來得更加持久一些」，因為在經濟危機中，「我們損失的不過是金錢，得到的卻是反思的機會，反思我們對自然、社會究竟都做了些什麼」。當新任韓國政府首腦大力發展經濟時，他感嘆自己不知道該怎麼生存下去。
作為建築師，承孝相受僱於開發商，但他不將業主看作「終極裁判」。他在韓國常說，不要把建築看成房地產。「隨著經濟的發展，大家都想掙錢，買新房，再掙錢，換大房，現在的人就像遊牧民族一樣，而其實建築不是這樣的，人類是應該定居的。」承孝相把建築不能成為真正建築的原因，歸咎於經濟的過度參與。
承孝相主張「貧者美學」。他在自己的第一本書《貧者美學》裡如此闡述這個理念：「建築的好壞並不在於她的華麗或寒酸，華麗的建築反而遮蓋了真實的生活，誘導一種荒唐和假惺惺的生活；寒酸的建築倒更容易培養正確的心態。」
承孝相的建築路走了很久。1992年，在打破韓國建築界傳統的「4.3」展覽上，承孝相第一次亮出自己的建築宣言，那時距離他大學畢業已過去了 14年。提出「貧者美學」，不是承孝相的創造，而是他對自我的回歸。承孝相說：「世事真是難以預料，正是這個世界把我們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承孝相經歷了韓國政局最動盪的那個時代。1952年，他出生在李承晚統治時期，小時候，迫於父母的壓力，他放棄了畫畫，在姐姐的建議下，報考了和繪畫有關的建築系。他的高中和大學是在朴正熙時代度過的，大學裡最經常參加的是罷工，而不是上課；大學畢業後，為了逃避現實，他閉門做建築，一心一意地追隨韓國現代建築泰斗金壽根，做老師的建築，完善老師的設計。他說，離開了老師的建築，自己就是個傻子。1980年「光州事件」之後，承孝相憤然離國，遠去維也納。那時的韓國正處於全斗煥統治時期。然而，因為一場意外來臨的愛情和一個素未謀面的建築師阿道夫·魯斯(Adolf Loos，奧地利建築大師)，兩年之後，承孝相幡然醒悟，原來自己之前做的建築都不是真正的建築，原來建築師還可以像阿道夫·魯斯那樣，用建築與社會抗爭。
回歸自我的承孝相在1992年用幾件小作品震動業內。一個是佔地700多平方米的獨立式住宅「守拙堂」，這件對傳統住宅「韓屋」的改良作品入選了韓國20世紀十佳建築。另一個是一座規模不大的婦產科醫院，這座建築顛覆了傳統醫院的一片雪白。韓國醫院建築的革新自它開始。
2000年，承孝相第一次來到中國，參與「長城腳下的公社」。SOHO中國總裁張欣回憶，當她第一次帶領建築師們去工地時，那裡還是一片山坳，非常難走。其他建築師只是走馬觀花地看了看就走了，只有承孝相流連忘返，還爬到更高的山頭上去，一直看山，看遠處的長城，最後撿了幾塊石頭帶走。
2008年，承孝相再次和SOHO合作前門舊城改建。在一場雲集知名建築師的探討會結束後，承孝相向張欣提出，用一天時間去前門的瓦礫上走一走。他要去前門和以前住在那裡的靈魂對話。
承孝相說，每塊土地都有各自的性格和印記，讀懂土地是建築師很重要的任務。「土地教給我們很多東西，所以不看場地，我根本沒有想法。看了場地後，土地的靈魂就都在我的腦子裡了。」承孝相認為，世上有兩種建築師，一種是藝術家型的建築師，他們把自己的想法建在地上，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紀念物。另一種是知識分子型的建築師，土地需要什麼，建築師就怎麼對應。他說自己屬於後者。
2008年2月19日，承孝相藉著作《建築，思維的符號》中文版出版，在北京舉行演講會。4月26日，承孝相再次來到北京。本報記者在他下榻的建國飯店對他進行了專訪。
B=《外灘畫報》S=承孝相(Seung H-Sang)
B：你師從韓國現代建築泰斗金壽根，並追隨了他15年。
S：我從首爾大學開始，就比較熟悉金老師了。有一次，我還在讀大學四年級，去見金老師。當時他的腿受傷了，被石膏和繃帶固定著，翹在桌上。我覺得他那個樣子很有感召力，但是我不喜歡這種感召力。朴正熙也有這種霸道氣勢，我也是不喜歡的。那時我就想，不管將來我混得多麼糟糕，都不會到金壽根的空間綜合建築事務所來工作。
快畢業時，有一堂紀念課。之前，我不怎麼上課，但那堂課的教授我很喜歡，於是我難得地去上課了。課堂上，教授問每個學生，畢業後去哪兒？出路是什麼？唯獨沒有問我。我想，也許教授已經忘了我了。但是下課時，教授把我叫到跟前，問我願不願意去金壽根的空間綜合建築事務所。我大吃一驚，因為當時我準備出國留學。但是我不好反駁教授的話，就答應了。教授當著我的面給金壽根打電話，說，有個學生非常棒，你就用他吧。然後我就一言不發地去了「空間」，跟了金老師15年。世事真是難以預料，正是這個世界把我們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B：你的第一件作品，是為遇刺身亡的朴正熙設計紀念館，而朴正熙正是你最憎惡的人。你從這裡開始建築生涯，挺有意思的。
S：朴正熙是一個獨裁者。我上學時，經常參加罷工，幾乎沒有好好學習。畢業後，我在「空間」接觸的第一個作品就是朴正熙紀念館，那是為紀念韓國「解放」30週年而建的，其實是宣揚朴正熙上台之後飛速發展的經濟。紀念館裡包括一個傳統和歷史館、一個現在和未來館，我負責的是後者。
那時，政府派了官員來監督工程，我總是罵他們，跟他們非常激烈地爭吵，他們威脅要把我抓起來。有一個官員，是從總理秘書室出來的，他在喝酒時勸我，那些官員的愛國方式和我雖然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他說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你不用改變自己的想法，只要做建築就行了。當時我想起了一位前輩的話，他是我學生時代的一位師兄。師兄的原話我已經記不得了，但師兄勸我好好做建築。自那以後，我開始把心思放在建築上了。
朴正熙紀念館開館那天，我喝了很多酒，醉得不省人事。那是一個臨時建築，過了沒多久就拆除了。
B：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建築是你的解脫之道。是這樣嗎？
S：當時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做建築，要麼喝酒。我非常討厭政治，但是政治總跟著我，讓我越來越頭疼，越來越難受，實在活不下去了。選擇建築，也許是為了逃避政治吧。
B：你的老師金壽根也告誡你不要靠近政治，在那個紛亂的年代，政治避無可避，金老師為什麼還要迴避？
S：如果在建築裡摻和了政治，建築會變得不純粹，可能會隱藏自己的本質，會很誇張。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老師才一直迴避政治。
B：但事實上，建築，尤其是大型建築，很少能擺脫政治因素。
S：其實建築就是政治，非常高度的政治，也是空間的政治。從古代開始，偉大的政治家、獨裁者都會利用、活用建築師，比如傑斐遜、希特勒，他們身邊都有建築師。重要的是，建築師用什麼理念，做這種帶有政治性質的建築。用善良之心做一個善良建築，這應該是建築師的初衷。所以，如果建築師排斥設計帶有政治色彩的建築，這並不正確。
B：以你現在的心態和經歷來看，你會拒絕設計政治建築嗎？
S：不會，我更關心的是怎樣用自己的方式轉換建築語彙。比如一個很糟糕的提問，只要回答得好，提問也會變好。
B：如果說1980年，你是出於對朴正熙的繼任者全斗煥的失望，而去維也納求學，那麼僅隔兩年，韓國還處在全斗煥的統治中，你為什麼又回國了？
S：我是在1980年8月離開首爾，去維也納的。當年5月「光州事件」爆發，我再也無法忍受了。不能在韓國生活，只能逃避，去維也納是唯一的出路。
我去維也納時，根本沒有想過未來，也沒有想過拿學位，只知道去上學。但是很偶然地，離開韓國之前，我碰到了一個女人，愛上了她。我帶她一起去了維也納，在當地結婚，生子。
如果我是單身，怎麼樣都能活下去，但是有了家庭，生活就不同了。我放棄了學業，開始找工作。但是工作也沒什麼意思。那時，我的老師給我了一本阿道夫·魯斯的書。以前我知道的建築師都是藝術家，但阿道夫·魯斯不是，他在20世紀初抗爭社會潮流，用建築進行革命。我在韓國時並不知道他。他是我在維也納的唯一發現。
阿道夫·魯斯讓我領悟到，我之前所做的所有建築都是錯誤的。我在建築中逃避社會現實，但其實，我可以用建築改變這個社會。所以，為了重新挑戰韓國社會，1982年我回來了。
重新發現自己
B：從維也納回來後，你依然追隨金老師，這是出於對老師的尊重，而不是建築上的認同。是這樣嗎？
S：自從認識阿道夫之後，我覺得以前我做的事非常委屈，我想改變自己在「空間」時形成的建築理念。但是我回國之後，金老師病了。1986年，金老師去世，他臨終前把「空間」託付給我，讓我負責事務所。於是，我在「空間」又呆了3年。接管「空間」並不是一個空頭承諾，「空間」背了30億韓元的債。那時，30億韓元相當於500萬美元，是非常大的一筆數字。勒·柯布西耶去世時，身後債務是80萬美元。「空間」的債相當於他的6倍多。所以在那3年裡，我老是被債主追債，根本不能做建築，也沒有機會學習阿道夫·魯斯。
B：聽說你還因此被告上法庭？
S：對，要麼被勞動廳抓走，要麼就是被仲裁。作為建築師不應該經歷的遭遇，我都經歷了。3年後，1989年，「空間」稍微穩定了，我就把它交給一位曾經共事的前輩，自己逃了出來，在12月27日成立了自己的建築事務所。我不希望人家說我是90年代建築師，所以趕在80年代的最後幾天成立了事務所。
B：在你的建築生涯中，兩個人對你的影響較大，一個是阿道夫，另一個是金壽根。你跟隨金老師15年，也被金老師困了15年。你是怎樣擺脫老師，形成自己風格的？
S：我那時做的不是自己的建築，而是金壽根的建築。我幾乎與世隔絕，對別的事情一竅不通。在我的建築生涯中，第一個敵人就是金壽根，所以，我經常跟金老師「打架」。
那時，金老師吩咐我下班後畫10張圖，我一定會畫20張。第二天，我和金老師面對面，拿著圖對峙。但是我沒有贏過一次。這樣的對峙在第二天晚上又開始循環。時間久了，金老師就累了，煩了。
我在「空間」的15年就是這樣支撐下來的。這15年裡，我的世界裡只有金壽根。離開「空間」時，我就是一個傻子，除了金壽根的建築之外，什麼都不知道。
B：1992年，你參加了那個刺破韓國建築界的「4.3」展覽，你是如何加入「4.3」集團的？當時展出的作品是什麼?
S：「4.3」集團成立於1990年，有14名成員，每人都擁有一個小型建築事務所。很多成員我都不認識，我在其中是比較年輕的。當時在韓國建築界，建築師聚會只在校友範圍內進行，形式都是校友會，根本沒有作品討論。這對建築發展是沒有好處的。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這些畢業自不同院校的建築師聚在一起，組成「4.3」集團，定期聚會。
那時，我們經常旅遊，去各地看建築。幾個月聚一次，每次每人都拿出一件自己的作品，大家就作品討論。大多數的討論都是通宵達旦的。那時我終於瞭解到，除了金壽根的建築之外，別人還有很多不同的做建築的方式。不過，我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方式。所以，當我拿出作品時，總是受到攻擊，總是被追問，你自己的風格是什麼？我說沒有，就又被罵，那你還做什麼建築？受到打擊，我很慚愧、很絕望。於是再次反省自己，重新學習建築，看建築。那時，我再次想起了阿道夫。
通過兩年的學習、討論，大家都形成了自己的建築宣言。1992年，「4.3」集團舉辦展覽。這個展覽是向冰凍的韓國建築界發出的宣言，展覽的題目是我定的，叫作「這個時代，我們的建築」。
在展覽上，我提出的宣言是「貧者美學」，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提出「貧者美學」。那以後，直到現在，我一直堅持做這樣的建築。展覽結束後，「4.3」集團就解散了。因為每個人太不一樣了。後來，有四五個人一直合作，延續至今；有些人就斷了聯繫。「4.3」集團對我的意義，是讓我認識到我是誰，我應該怎樣做建築。
B：「貧者美學」的靈感是不是來自你童年的苦難？
S：和苦難有一點點關係，但主要是跟後來的經歷有關。建築、藝術，一般都跟創作者的成長經歷有密切關係。我之所以不適合金壽根的建築，可能是因為我倆的成長背景完全不同。我要做的建築裡應該有我自己的成長經歷，那些經歷就是我的衣服，讓那些都復活起來，我才是我自己，以此為基礎做建築，我才能變得自由、平和。
B：小時候的苦難經歷對你的建築生涯有什麼影響？
S：我的父母為了避難，從北韓逃到南韓。他們避難的一個重要理由，是為了自由地信仰基督教。當時，北韓不允許信仰基督教。我出生在難民聚集的釜山。教堂、群居生活，這些對我的影響都很大。週遭都是基督教倡導的價值觀：節制、儉樸、清貧，幫助別人，與人分享。難民們圍合在一個院子裡，他們對真善美有了真實的印證。
後來我才明白，其實小時候的經歷都是建築。如果把這些經歷譯成建築詞彙，那會是非常棒的建築。在金壽根時代，我完全脫離了這種建築。所以說，現在我的建築風格，並不是我創造出來的，而是被覆原了的，重新找到的，等於自己重新發現了自己。現在我做建築，感覺非常舒服。
建築的形狀不重要
B：你在1992年設計的獨立式住宅「守拙堂」(Sujoldang)被評為韓國20世紀十佳建築之一，它的外表非常樸素。
S：我設計「守拙堂」時，連設計費都沒有收全，獎金比設計費還多。「守拙堂」對我非常重要，是我提出「貧者美學」後設計的第一個建築，也是「承孝相建築」的第一個作品。「守拙堂」的甲方是俞教授，他曾經當過韓國文化廳廳長，當年他找我設計時，是一個貧困的學者，蓋樓花的是他父親的退休金。
在韓國，像俞教授這樣的人，一般都買商品房住，但是俞教授很特別，他問我，為什麼建築師不能設計便宜的房子？於是我決定試一試。不過，「守拙堂」的設計初衷並不只是為了蓋一座便宜的房子。
以前，韓國人都住在傳統房子「韓屋」裡。當建築變得美國化、西歐化之後，房子都變得像雕塑一樣漂亮，有的和自然協調，有的和自然對立。其實，建築本身的形狀並不重要，建築如何順承於自然，與自然融合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建築內部的空間比其本身更重要。西歐的房子，庭院在外面，屋內和屋外是對立的。中國建築和韓國建築，屋內還有建築，這是兩國建築非常相似的地方，根本分不清建築的裡外。
那時，很多韓國人選擇住商品房，而不住「韓屋」。於是我決定挑戰「韓屋」，在這個傳統的建築形式裡，融入現代語素。「守拙堂」的佔地面積只有 700多平方米，非常小。但我還是在裡面做了4個院子，等於是拆開了房子。另外，俞教授提出的比較低的造價，我也滿足了。「守拙堂」的造價不到商品房報價的三分之一。那時候，商品房每平方米大約為200萬韓元，「守拙堂」每平方米的造價只有60萬韓元。
俞教授當時付不起設計費，他覺得很抱歉，就把自己珍藏的一塊有200多年歷史的匾額送給了我，上面寫著「履露齋」。這塊匾額的價值其實比設計費貴多了。「履露齋」這個名字非常好，此後我就把事務所的名字改成了「履露齋」。
B：在你的眾多作品中，教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94年建於唐津郡的Tolmaru Catholic教堂，光影關係非常美。請說說你的教堂作品。
S：Tolmaru Catholic是一個小教堂。我第一次做教堂是在「空間」，設計了馬山教堂。金老師對基督教一竅不通。當時我剛到「空間」，資歷不深，但由於我對基督教比較瞭解，金老師就讓我負責馬山教堂這個項目。
最近，我設計的釜山九德教堂快要竣工了。九德教堂是我小時候常去玩的地方。那是我父親創立的教堂。到目前為止，我一共設計了將近10個教堂，每個教堂都差不多。其實建築的外形都是不同的，我說的相同是指空間的構成。比如原來的九德教堂，我進過無數次，每次進教堂，都要先走過一個緩緩的斜坡，進去是一個院子，院子裡種了幾棵樹。這些步入教堂的路線都是相同的。路上那些道路、緩坡、院子、樹、牆，都是教堂中非常重要的建築要素。在我設計的馬山教堂、九德教堂、Tolmaru Catholic教堂中，都具備這些要素。
B：當你漫步教堂時，會想到兒時的經歷嗎？
S：小時候去教堂之前，我在家裡就開始興奮了，當洗好臉，穿上漂亮的衣裳時，「上教堂」這個行為就已經開始了。然後，當我經過坡道來到院子，經過那些牆來到教堂時，就已經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我認為，教堂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去教堂的這個過程。
B：除了教堂，你還有一大作品類型，就是醫院。你設計的醫院看起來完全不像是醫院。
S：其實我也可以說是韓國醫院建築的革新者之一。1992年，我第一次設計醫院，那是一家小型的婦產科醫院(溶洞Jeil醫院)。以前的醫院都是白色的世界，很多人不喜歡去醫院。其實醫院不是令人生畏的地方，而是給人健康、快樂的地方。特別是婦產科醫院，那是生命誕生的地方。我不認為醫院必須得像醫院，醫院可以像美術館，也可以像酒店。溶洞Jeil醫院在韓國醫院建築領域影響非凡。在它之後，韓國的醫院建築開始多樣化。
北京比上海有秩序
B：相比你的住宅設計，我對你的商業設計缺乏好感，包括剛剛竣工的朝外SOHO。
S：商業建築的目的性比較強，建成後得生意興隆，比較典型的商業建築就是百貨商場。如果朝外SOHO忠實於商業目的，也可以像其他建築那樣，下面做很大的體塊，再一層層堆上去就行了。但是朝外SOHO非常大，佔地15萬平方米，體積也非常大。我不想做成傳統的商業建築。在這片土地上，曾經有很多人生活過，也許很久以前，這裡也有胡同。我能感受到歷史上那些逝去的建築的形式，所以我想在朝外SOHO裡形成一座城市。現在，從外面看，朝外SOHO是一個建築，但走進去，裡面非常複雜，有道路，有廣場，還有小胡同，很多不同的天橋，就是一座小城市，所以我管朝外SOHO叫「小北京」。而一般的商業建築裡，都沒有這些。這就是我做大建築時的方法之一。
B：北京的前門改建引人注目，你也參與其中。能說說你的設計方案嗎？
S：不能說具體的，現在得保密。可以說的是，四合院本身會保留。其實四合院是非常單純的、公式性的單調建築。前門四合院在民國時期經歷了重新改造。當時，很多人自發地聚集在這裡生活，形成了很有意思的特別的空間形式。所以，四合院本身固然重要，人們在裡面的生活痕跡也很重要。如果回到四合院的最初時代，會抹殺之間的那些時代。因為歷史是漸變的，不是突變的。
我想在前門四合院的原址上做一個空間博物館，凍結空間狀態，空間組織儘可能地保留。建築當然會有一些變化，會根據新要求做一些設施，有些地方會有一些變動。如果我的設想能夠實現，這將會是蜚聲世界的著名建築空間博物館。這也是我寄望的北京新面貌，現代融合了歷史與傳統。
B：「履露齋」的項目在首爾最多，其次是北京。北京的建築現狀被認為和上世紀70年代的韓國相似，你怎麼看？
S：比70年代的韓國還70年代，更壓縮。但比起上海，北京還是健康的。政府好像比較留心規劃。北京的現狀不能用歷史來解釋，用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都無法解釋，應該說是「北京主義」吧。我的意思是，現在的北京非常獨特，如果用以前的視角來批評、評論，都不合適，需要新的視角。
B：你提到了上海。
S：上海是自由而繁忙的，說得好聽點，就是非常動感。但是上海沒有秩序，北京比上海有秩序。反正，上海應該是商業城市吧。北京因為是首都，又有悠久的歷史，應該守住自己的體統，跟上海不同。
憤怒讓人健康
B：你的事務所承接的項目，在2000年前每年不超過5個。2000年之後，一下子多了。2007年9個項目，2006年11個。你當年擔心「空間」發展過快，現在是否擔心「履露齋」的發展速度？
S：我讀過弗蘭克·勞埃德·萊特(Frank Lloyd Wright，美國建築大師)的自傳，他在1949-1950年間做過600多個項目。我現在一年最多也就20多個項目。接了這麼多的項目，當然是因為我能做到，如果做不到，我肯定不會接的。因為我的習慣是所有項目我都要手繪設計。項目多了，我也越來越忙了，睡眠時間越來越少，人也越來越瘦了。
B：這樣忙碌的生活，你習慣嗎？
S：我是喜歡比較忙的。在忙碌的時候，忙裡偷閒，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如果老是玩，很閒，也沒什麼意思。
B：你還是那麼喜歡韓國足球嗎？
S：是的，很喜歡，經常熬夜看球，在辦公室裡，邊幹活邊看。
B：現在還畫畫嗎？美國建築師斯蒂芬·霍爾(Steven Holl)就很喜歡畫畫。
S：當然畫，但我只畫建築草圖，否則，專業畫家一定會笑我。斯蒂芬·霍爾對水彩畫很擅長，但這可能是一點自我陶醉。我認為建築草圖只要把建築師的想法反映在紙上就行了，越簡潔越好。
B：經過了年輕時代那麼長時間的憤怒，您現在還憤怒嗎？
S：當然了，憤怒讓人健康，只不過現在憤怒的種類不一樣了。
B：以前為政治憤怒，現在為什麼憤怒?
S：為弄髒、渾濁這個社會的所有貪慾。
承孝相，生於1952年，漢城大學畢業，碩士學位，並在維也納工業大學學習。1989年創立「履露齋事務所」（Iroje Architects & Planners）。2 0 世紀90年代初，是4.3小組的核心成員，這一組織曾對韓國建築界產生極大影響，他一直擔任漢城建築學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