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永順老司城遺址 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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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永順老司城遺址 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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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司城位於永順縣城東19公里處的靈溪鎮司城村。這座古城,本名福石城,因是土司王朝八百年統治的古都,亦稱司城、老司城。土司時期,福石城是古溪州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十分繁華。百姓流傳,老司城分內羅城、外羅城,有縱橫交錯的八街十巷,人戶稠密,市店興隆,史書有「城內三千戶,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鎮,萬里之邊城」的記載。清貢生彭施鐸作《竹枝詞》贊「福石城中錦作窩,土王宮畔水生波,紅燈萬點人千疊,一片纏綿擺手歌」。

位於猛洞河漂流景區上游,這裡是自唐、宋、元、明、清朝代以來留下的眾多古文化遺址,也是湘西曆代土家族土司王經營了八百多年的歷代古都。千年祖師殿、彭氏宗祠、擺手堂、古墓葬、石坊、石碑等地上地下文物遍佈,是一座天然的土家族「露天博物館」,是一處尋幽覓古攬勝的旅遊勝地。這座古城,本名福石城,因是土司王朝八百年統治的古都,亦稱司城、老司城。土司時期,福石城是古溪州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十分繁華。

百姓流傳,老司城分內羅城、外羅城,有縱橫交錯的八街十巷,人戶稠密,市店興隆,史書有「城內三千戶,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鎮,萬里之邊城」的記載。清貢生彭施鐸作《竹枝詞》贊「福石城中錦作窩,土王宮畔水生波,紅燈萬點人千疊,一片纏綿擺手歌」。 老司城留存遺址很多,現成為遊客、專家、學者瞭解研究土家族歷史和文化的珍貴的人文景觀。主要有祖師殿、彭氏宗祠、土司德政碑、翼南牌坊、土司地宮、土司古墓群等。老司城是800多年土司轄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2001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原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古長城專家羅哲文等譽為「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保存最為完整的軍事性城堡」和「全國保存完好的西南古堡式民族文化古城」,保存有大量珍貴的歷史遺蹟,其潛在價值不可估量。

司城為溪州土司的故都,溪州土司從自五代後樑開平四年(910年)彭瑊成為溪州刺史開始,歷經後樑、後唐、後晉、後漢、後周,而至宋、元、明、清,歷時818年,世襲27代,共35位土司王,鼎盛時期轄二十州,範圍涉及湘、鄂、川、黔、渝、滇等省市邊區,而且從未中斷過,這種統治歷史之久,在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中是少有的。

老司城遺址位於永順縣城以東19.5公里的靈溪河畔,地屬靈溪鎮司城村,為永順彭氏土司政權的司治所在。彭氏司治始於梁開平四年(公元910年),後晉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溪州之戰後,溪州刺史彭士愁與楚王馬希范達成和平協議,並立盟約於銅柱,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接受朝廷改土歸流政策,土司政權和平移交,形成了長達800餘年的區域自治制度,經歷9個朝代,世襲28代35位土司。鼎盛時期轄二十州,範圍涉及湘、鄂、川、黔、渝、滇等省市邊區,曾呈現出「紅燈萬盞人千疊,一片纏綿擺手歌」的繁華景象。老司城是土司統治時期中國西南地區土家族經濟、政治、軍事及文化的中心。鑑於老司城遺址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現實意義,國家文物局、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領導及專家高度重視,親切關懷,2001年6月,老司城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0年10月,老司城遺址被列入全國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2011年1月,老司城遺址被中國社科院入選為「2010年度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同年3月,被國家文物局評為「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0年10月,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親臨老司城考察。故宮博物院原院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忠培先生自1994年以來先後四次考察老司城。

老司城遺址總面積25平方公里,城區面積25萬平方米,地表上保留了體積龐大的城牆和建築廢墟。1995年至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湘西自治州文物工作隊、永順縣文物局,先後5次對老司城及外圍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基本上探明了城內宮殿、衙署、宗教、宛墅、街巷、土司墓區及外圍其他遺址的分佈情況。現遺址區內保存有祖師殿、玉皇閣、皇經台、土王祠、擺手堂、古墓群、古街道、古城牆、地下甬道、烽火台、「子孫永享」牌坊、碧花山莊、釣魚台、觀獵台、德政碑等歷史遺蹟;通過考古發掘,進一步揭示了老司城的文化內涵,為《老司城遺址本體保護維修工程方案》、《老司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規劃》的編制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提供科學的依據。

考古證實:老司城遺址是國內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歷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市遺址,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深遠的現實意義。張忠培、徐光冀、劉慶柱等40多位國內知名專家先後到老司城遺址考察後認為,老司城遺址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保存最為完整的軍事性城堡,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地區最具典型的古文化遺存,它既是物質文化遺產,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靜止的文物,又是活著的文化;既是獨立的考古遺址,又是復合的遺產體系。其完整地體現了迄今已消亡的土司文化傳統,為研究集傳統文化、民族文化、家族文化、政治文化等多元文化為一體的土司文化提供了獨特見證;完整地反映了土司及土司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消亡全過程,填補了中國土司制度考古學的空白,為研究土司制度提供了物化載體;完整地見證了漢文化與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中國古代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典範,是民族區域自治成功案例,為研究土家族的傳統民族文化、鄉土文化提供了實物例證,為探討當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和諧共處之道提供了難得物證。同時,老司城遺址與周邊清奇的山水融為一體,體現了文化與自然緊密結合,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極具多元立體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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