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建築師的建築，會是什麼樣子？謝英俊的常民造屋
謝英俊建築師認為建築是一個集體創作，人人都能自力造屋！於是想要建構一個「現代民居」的機制，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蓋出很好的房子。跟傳統一樣，讓建房經驗積累與交流，最後發展成完美的建築型態。
謝英俊深入災區，協助社區及家屋重建，解決偏鄉及弱勢族群地區住居問題。開發造價低廉、安全抗震的常民強化輕鋼結構系統，強調「簡單技術」的觀念，使非專業技術者、老人、小孩都能參與造屋，並注重建材的環保及在地化。他主張建築是一個集體的創作，建築師和居民是「互為主體」的關係，建築師應該知所「為」和「無為」，讓居民參與並且發揮他們的所長。在「為」與「無為」間，思索現代民居的可能性。
《建築的無為：造屋、常民、謝英俊 Inaction of Architecture》以建築師謝英俊的八個核心作為為起始，闡述說明他如何從輕鋼結構系統的簡化工法，衍生到允許居民參與的開放系統；從虛心向傳統工匠學習的態度，到參數載體的先進科技運用；從對地域、文化、社經條件差異的認知，到可持續建築的普世價值的堅持。
《建築的無為：造屋、常民、謝英俊 Inaction of Architecture》精選謝英俊自1995年至2018年的15件代表作品及各類常民屋型，讓讀者能一探其致力於環保、社會、文化、永續等議題的堅定信仰與理念。同時更收錄由建築評論家阮慶岳所策劃，由建築師針對「美學」、「常民的建築」、「為無為」、「未來文明的想像」等主題所進行的四場演講內容以及精彩的對談實錄，可謂為謝英俊建築生涯至今的階段性回顧與總結。
謝英俊獲獎記錄
生長於臺灣的謝英俊，1984-1999在新竹經營傳統的建築師事務所，當地震重擊鄉村地區時，他將事務所從城市遷入災區的日月潭，以社區介入作為準則，成為重新定義郷村設計與營建的領導者。謝英俊建立由設計師、承包商和居民合作的網絡，以提供和支持在地的需要。他發展出考量地震安全的鋼架系統簡易工法，能夠搭配當地的特殊環境、傳統、技法和可利用材料。謝英俊具彈性的設計，提供主框架支撐系統，功能佈局和美學細節交由居民決定，例如稻草，泥土，石頭等材料的使用，讓建築添加了獨特的在地色彩。──2011年美國柯里史東設計獎（Grand Prize Winner, Curry Stone Design Prize）獲獎理由節錄（此獎項宗旨為表彰關注環保、社會和文化議題之建築，謝英俊為第一位獲獎的亞洲人）長期致力於發展低成本及低技術門檻之「協力造屋」建築構築系統，協助公私部門之社會資源整合，解決若干重大天然災害發生後之偏郷及弱勢族群地區之基本住居需求，並倡導「居住權」，使建築充分發揮「社會性藝術」的理想。──2012年第十六屆國家文藝獎獲獎理由節錄
作者：謝英俊
謝英俊長年致力於生態農房研發與建設工作，秉持社區居民「協力造屋」及「可持續建築」的原則，結合科學方法，深刻地將「社會」、「文化」、「經濟」條件融入，以就地取材、低成本、適用技術以及建立開放式構造體系的作為，讓農民也能參與符合環保永續的現代化家屋興建；以此為基礎，進而探索「現代民居」和「沒有建築師的建築」，這涉及「模式語言」、「物件導向設計」、「數碼與網絡技術」、「房屋工業化4.0」等領域的理論與實踐方法探討。除了一般建築師的業務外，還擴展至營建施工與材料生產領域；先後參與臺灣921地震及88水災原住民部落重建；四川512汶川地震及廬山地震等農房重建；尼泊爾地震農房重建；中國大陸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近期開始將設計理念及工法推廣至中南美洲、非洲、中東、東南亞等地區。
曾獲得2004年聯合國最佳人居案例獎、2011年Curry Stone Design Prize首獎、2012年第十六屆國家文藝獎、2013年中國文化人物獎。
作者：阮慶岳
阮慶岳生於屏東潮州、長於臺北。於淡江大學與美國賓大學習建築，並在芝加哥和鳳凰城工作多年，取得美國及臺灣的建築師執照，曾在臺北開業十年，之後轉入學界擔任教職。建築之外，悠遊於文學創作，著作包括長篇小說《山徑躊躇》、及建築評論《弱建築》等三十餘本。購買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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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的無為：造屋、常民、謝英俊 Inaction of Architecture》目錄
發行人的話──鐵鍋滷豬腳的難忘滋味／簡秀枝序言──也是旅程／謝英俊
序言──行者，無懼也無疆／阮慶岳
八個作為
1 單線圖
2 數字化
3 常民強化輕鋼結構系統
4 開放建築系統
5 適用技術
6 可持續建築
7 房屋工業化
8 物件導向設計
演講．對談
第一講 美學
從「善治素地」到「似這般都賦與斷井頹垣」
第二講 常民的建築
從「人民的建築」 到「人民的城市」
第三講：為 無為
從「互為主體」到「參與式建築」
第四講：未來文明的想像
部落、社區、永續
精選案例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美濃客家文物館
‧921震災邵族安置社區
‧地球屋003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512川震楊柳村重建
‧勤和部落避難屋
‧朗讀違章建築展：後巷桃花源
‧阿里山得恩亞納部落
‧尼泊爾未來之村重建
‧高原生態犛牛渡冬畜棚
‧弘農堂書院
‧赫爾辛基難民中繼屋
‧吉布提社會住宅提案
‧深圳石廈小學騰挪校舍
謝英俊／常民建築：年表．案例列表
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常民建築：人員名單
附《常民建築物件》別冊
《建築的無為：造屋、常民、謝英俊 Inaction of Architecture》序
也是旅程
謝英俊這幾天沉浸在阮慶岳製作的李承寬紀錄片《旅程》（吳耀東導演），不只是因為李先生在生命的最後旅程，有足足一個多月住在我們邵族部落；雖然當時他年事已高，言語交流有困難，但在朝夕相處間，還是有相當程度的心領神會。在只有一床一桌、不足五十平米的簡陋竹屋內，仍不停轉動小三角尺，用畫筆在草圖紙上遊走，窸簇著述說編織了一輩子的夢境。這是有多麼寬宏的視野，經歷過時代巨變，終身浸潤在建築領域的大師。
紀錄片尾，汪文琦訴說他的感觸，在李先生骨灰埋入小土洞，草皮蓋平後才真正了解到，李先生常說「我們都不是文藝復興人」。「文藝復興」是強調個人價值、崇尚英雄主義的時代，文藝復興大師幾乎無所不能，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李先生應該深刻地體會到了人無法單獨工作，必須通過與他人合作甚至得機緣巧合才能成事；但是不用懷疑，相信在李先生內心深處曾經有過「文藝復興人」的自信。
回顧自己過往的經歷，也有類似的感觸。美濃客家文物館是我設計生涯的轉捩點，正當觸摸到設計的竅門並且感受到如黑洞般的吸力時，反而作出本能性的抗拒。那個當下也正投入在921災後重建中，推動協力造屋，體認到必須弱化「自我」角色才行，也開始強烈的拷問「自我」為何物；這是客觀現實，強力的將自己從自詡的「文藝復興人」推到「不是文藝復興人」，這是極大的轉折，定調了往後在建築領域的路子，也是這四堂演講與對談的主要內容。
哈拉瑞在《人類大歷史》中提到，人類文明來自於講故事的能力，拆解開來是「虛構」和「語言」，這敘述的另一個面向好像隱約的在敲打建築人， 即建築師是否用虛構的故事和謊言蠱惑人們去蓋巴別塔，導致被上帝懲罰？紀錄片中趙力行強調李先生對建築始終堅持「誠實」的態度，看似歪七扭八的有機形體，任何轉折都是有所本，不是信手為之；但建築要「不虛構」，要「誠實」有多難？「語言不通」是上帝的懲罰，讓人們講不同的話而無法溝通，導致分崩離析無法協力將巴別塔蓋起來。因此「建立能彼此溝通的建築語言」是我們在推動居民參與以及不同專業工種橫向協作時首要克服的難題，先別說這是動到上帝的奶酪也會受懲罰，起碼可以知道難度有多大， 這涉及看似簡單但實則難啃的「語言學」、「模式語言」、「物件導向設計」等，這些在演講時可以說得平順無礙，但形諸文字，就味同嚼蠟，希望別嚇到讀者，過程中阮慶岳不斷的努力想要軟化它，讓它可以入口，在此予以感謝和鼓勵。
演講中談到的一些內容，似乎「後設」痕跡明顯，也就是先射箭後畫靶，尤其是敘述（不敢講論述）美學時。對我而言，那些是在工作中誠實以對、實事求是、身體的直覺感受，根本沒必要辯解。我對「後設」並沒有那麼排斥，這時找湯顯祖、千利休來背書，更沒有罪惡感；當無法掌握時，「失控」、「殘缺」、「匱乏」竟然也可以是美學的基底。
感謝友人的催促和阮慶岳的一路相挺，才有文心藝所的四堂演講與對談，以及典藏的出版。這算是我從事建築工作一輩子的階段性回顧和總結，不過對我自己來講，很難說是總結，更多的是懷疑和驚懼，路是愈走愈荒蕪，天際線愈來愈遠，也愈孤寂。
序言
行者，無懼也無疆
阮慶岳多年前在成都極具藝文風格的「小酒館」，和謝英俊、劉家琨及幾個兩岸建築人喝酒聊天，喝得極多談得也多。那酒館音樂與氣息皆佳，來往的人也年輕好看，我們先喝啤酒再喝威士忌，話語交錯熱烈。
話題環繞謝英俊參與川震災後重建的議題，因為之前幾日才在謝英俊陪同下，我們進到四川西北多是藏羌等少數民族住居的茂縣山區，住宿了兩天一夜，看了謝英俊主導的羌族楊柳村家屋重建工程。
這工程並不大，總共大約五十來戶，都是兩層樓加一個暫作儲藏室的閣樓，連棟雙斜頂的家屋，一戶總共約莫150平方米。原本落在更高處的傳統羌寨，地震時破壞嚴重，不得不遷村重建，新村的邊上種著羌族的重要經濟作物花椒，這時花椒已經冒長滿樹，等著翻紅收成。同時間，整村屋子的主體結構都大致完成，家戶各自在築牆或搭屋頂，男女老少穿梭吆喝，熙熙攘攘恍若慶典。
謝英俊為他們規劃的新村子，單戶住宅的內部配置與模樣，基本上依循傳統空間形式，最大的改變是把結構系統，從木柱木梁改成輕鋼架，這原因半是工業化的時代必然浪潮，另外也是考慮抗地震效能。建屋原則以經濟及環保、永續為主要目標，並儘量運用在地現有的自然材料，甚至使用災區震後留存的廢料，也讓農村的現有勞動力大量參與蓋屋，鼓勵傳統施工與現代技術結合使用，以減少對工業化材料、大型機具與專業工人的過度依賴，同時強調居住者的自主參與動能。
裡面透露著謝英俊一貫的建築信仰：注重建材的環保與在地化、工法必須輕便簡易、造價力求便宜，以及在地物理環境（採光、通風、隔熱等）；同時也會觸及社會弱勢者（邊緣族群、貧病殘障、低所得者等）的居住權，思索建築專業可能被菁英壟斷化等現代社會議題。
這樣的思考裡，有著對全球化過程中，弱勢者如何應對被資金與技術傾軋、因此面臨被人類居住生態圈淘汰的嚴肅思索。因此，看似簡單的協力建造家屋，其實有著對人類現在所面臨共同處境（綠色、永續、商業資本掌控、甚至生命意義）的深刻思考，更是在現代主義橫行百年後，對現代建築發展與走向的沈重反省與質疑。
謝英俊並不反對建築的工業化方向，但在遵從的同時，也提出他獨特的修正意見。其中，首要的就是「簡化構法」，這是考量現代構築技術的不斷難度化，與對特殊專門工具的持續依賴化，會剝奪掉弱勢者參與構築的權力，整個思維的目的，在於意圖使構築的參與權，能真正下放到更普羅的非專業階層去。其次的重點是「開放建築」，則是在施工的合理性以及與在地技術的對話上，維持有機的可調整性，也就是在全球化與標準化的時代大趨勢下，顧及單一家戶參與施做及自主微調的權力與能力。
謝英俊二十多年前在臺灣的921大地震後，與日月潭邵族部落一起自力重建家屋，受到海內外建築界廣泛矚目。邵族家屋施做過程裡，最引人的是在於面對快速機械化的世界，仍然堅持對個體勞動力寄予尊重，並且相信所有單一個體與家庭，在自力自助與適度鄰里換工的狀態下，確實是可以動手造出自己的家園來。
另外一部分，則是對人居與村落的背後，更為龐大也複雜的社會與文化議題的關注。這可以從他在邵族部落規劃出各樣的宗教與儀典空間，以及在楊柳村放手讓居民自主決定家屋最後風貌，見出思索如何能回復或延續原有信仰、儀式與居民自體性，作為其建築作為的主要目標與態度。
楊柳村羌族居民所面對的問題，與日月潭的邵族有些類似，二者同樣被主流社會傾軋，均不得不邊緣與弱勢化，但若是拿二者來相較，羌族的處境也許更要邊緣化與嚴峻些。譬如，在楊柳村經營簡陋旅店的白大哥，說整個村子能上高中的小孩不到兩成，他也希望自己正要上高中的女兒，以後：「可以遠走高飛，不要再回到這村子裡。」
他不相信女兒在這裡會有未來，這說法令我心驚，卻又同時覺得熟悉無比。因為，在這世界上因擔心子女競爭邊緣化，不得不忍痛說出這同樣話語的父母，海角天涯皆可聽聞。是的，不管情願或不情願，讓自己的小孩朝向那所謂現代、都會與文明的世界走去，即令必須背離自己的父母與家園，似乎是不可免也無從選擇的某些共同宿命。
所謂現代、都會、文明的世界，彷彿已是人類唯一的救贖所在，而謝英俊卻恰恰是往著這逆途的方向走去，似乎相信彼端另有桃花源，令人不能不感覺特別驚訝難解。
謝英俊入川一年半，艱苦、挑戰與辛酸兼有，絕對不是外表所見的光彩如意，其中面對的阻攔，產官學界人物均不缺席。但是，顯然理想並不是謝英俊匱乏的東西，他的主要敵人還是殘酷的現實，尤其是權力與資本擁有者的干預。謝英俊並不拒絕與他們合作，但堅持維持自己的個體獨立性格，有時甚至視他們為擋路的九仞大山，只是他並不迂迴繞過，只是一剷一剷想從中闢出蹊徑。當然，這樣的行徑，若無愚公的魯鈍與樂觀，是難以為繼的。
四川的汶川大地震後，因為他早先在921的災後重建經驗與成果，各方的呼喚當下此起彼落，謝英俊也立即投身救災。我斷續會收到他傳來的遠方訊息，譬如他在初入川時的簡訊：「0815進村勘查……出入道路較不穩定隨時會有落石……草坡鄉是最後打通道路的鄉……居民通過電廠水道和『天梯』，艱苦背糧進村維持生存……其中的碼頭村107戶整村重建……如果行政手續配合順利，自建勞動力充分……預計3個月可完成重建……入冬前居民可進住……謝英俊。」
我們一行人住在楊柳村旅店的那個夏夜，白大哥只用一口柴爐，燒出三滿桌菜餚，款待我們一行陌生者與謝英俊的工作隊，眾人大口喝他釀的青稞酒，美食佳餚酒酣耳熱，席間白大哥與女兒以羌語分別引亢高歌，滿座皆酩酊神魂陶醉。當夜我其實喝得極醉，半夜醒來出屋小便，望著眼前銀光滿照的巍巍高山，有種神聖感籠罩，忽然覺得這一切都是極度的超現實，真實虛幻難分難明。
謝英俊「鄉村建築工作室」的團隊成員，多是來自各地的年輕專業投身者，大半是因嚮往他的理念而加入，理想與實踐性格濃厚，然而現實不僅層層檢驗著謝英俊，對所有參與年輕者的熱情，亦同樣拋出嚴厲考驗，無人可免。
是的，謝英俊入汶川災區一年半後，我終於有機會親自到現場看見，並沒有因而興奮或喜悅，反而益發沈重起來。我還記得地震剛發生後，媒體與專業界是多麼急切的各方尋找謝英俊，期盼他可以用邵族家屋重建的經驗，進入到同屬山區與少數族裔的災區，積極介入那些亟待重整的無數家園的催促景況。
我更記得謝英俊當時矢志投身的神色，那種幾乎暗示可以餘生皆為此的莊重態度，讓我切切難忘。一年多後我來看他與楊柳村，忽然感覺到某種落寞與孤寂的繚繞，是什麼奇怪我尚且不能明的現實，讓謝英俊的行旅似乎忽然受阻難行。他雖然略略作著說明，我也只能片段地窺視理解，聽來大抵是外者介入的問題，譬如缺乏上層的完整支持、學界有人爭功亂事、部分災戶則在完工後拖延不付款等等。
謝英俊在汶川災區的家屋重建，包括楊柳村的自力重建，整體數量大約有五、六百戶在進行，有些是他義務參與協助規劃，譬如楊柳村的羌族部落，有些則是直接承接災戶的委託，由受災戶以補助款與配合自籌款重建新的家屋。或者整個事情的現實複雜度，遠遠超過他先前的想像，使他投身的志向與路徑，似乎都在過程中雙雙受損。
那晚在成都「小酒館」的對談，我戲稱謝英俊是「唐三藏」，讓人以為吃他一口肉可以長生不老，才招來這麼多的是是非非。他不改樂觀堅強的本性，說笑回我：「吃我的肉絕對不長壽，保證還要短命的。」其他人也起鬨給他打氣，有人甚至說，不如乾脆：「找人去打斷那些找麻煩傢伙的腿骨，看以後還敢作怪嗎？」謝英俊就只是哈哈大笑。
沈靜下來時，謝英俊說他最牽掛的，還是楊柳村的羌族部落，他說已經完成的結構體只能算一半，另外的一半正要開始。我問他那一半是什麼？他說是建築以外，關於人、社會及文化的部分，並且等他把其他事情理個段落後，就該全心一志住回楊柳村，和仍一石一土蓋著自己家屋的羌族居民，一起思考如何把重要也不可見的事情，譬如信仰、文化以及自體性等等，一一安置入這個新家園。
謝英俊這番話安了當時我的心，甚至讓我覺得他先前失去的許多蓋屋機會，不僅無所謂，甚至也算是好事情了呢！而此刻臨到歲末冬寒，終於看見這樣五十來戶的羌族部落，能夠依照願望陸續蓋起來自己的家園，展現出一種災後新住居的可能，以及其中所蘊藏對建築理念與社會價值的堅持，這應該比匆匆促促蓋起來千百棟房子都重要吧！
接近夜半時，我們微醺離開「小酒館」。隔日我和謝英俊一同飛回到臺北，我立在街角看謝英俊攔車並矯健躍身入內離去，梳著馬尾辮子的身影一閃即逝。我當下想著：「好一個勇敢的行者啊！」並回想自己對他顯然過多的期盼與擔憂，就安慰著自己：「從來，行者只需信念，無處不可至。」
因為，無須期盼也沒有擔憂，行者本來就是無懼也無疆啊！
第二講 常民的建築──從「人民的建築」 到「人民的城市」(節錄)
謝英俊的「人民的建築」，立基在對70%人類居所的思考與實踐，依此提出「開放體系」與「簡單技術」觀念，降低技術門檻讓非專業技術者能參與，同時加入多層構架的人工地盤體系，核心議題在於闡述如何讓主系統（人工地盤的主體結構）與次系統（開放式的輕鋼架體系）脫離，以將住房增減／修改的參與權歸還人民。
這是謝英俊常民建築的完整視野，也是他對高密度城市如何能回歸到允許個體介入的發展觀點，是對現代城市的批判與建議，目的在於讓自力造屋有機會進入城市，破解都市住宅裡居民沒有話語權的困境。
理念
建築所為何事？
上一講是「美學」，這次是「常民的建築」，主要是延續上一講的觀點，就是當居民參與及建築師角色弱化後，建築和城市究竟是怎麼回事，也就是何謂：「人民的建築」、「人民的城市」。再下一講是「為 無為」，是使用者的參與，這接近無為而治的「無為」，而建築師角色弱化後的所為何事就是「為」，也就是比較技術性地談我們如何做到這件事情。
這一講的關鍵詞是「參與」──居民的參與，也會帶到下一講的「為」。如果說我們談的事情跟「70%的人類居所」有關，那就沒有辦法迴避房屋工業化的議題，所不同的是，我們是將「居民參與」加入到房屋工業化的體系。過去我們談的大多是災後重建，看起來偏向少數民族以及相對貧窮的地區，但那只是一個面向，房屋工業化則是另外一個重要面向。
先用臺北市寶藏巖這個案例破題，這裡本來全都是由居民自己搭建的聚居，居民的自主性很強。我跟Marco Casagrande重新建構被政府拆掉而消失的舊路徑，讓大媽還是可以直接走下到河邊種菜，也就是用有限的介入，來修復和維持居民過往編織出來的複雜綿密「人居」紋理。
接下來，就用建築師和居民「互為主體」的關係，來談「人民的建築」。「人民的建築」提出兩個作為觀念，一是「開放體系」：彈性運用構件和空間，材料因地制宜的結合使用，讓不同工種可以橫向協作。另一是「簡單技術」：降低技術門檻，讓非專業技術者、老人、小孩都能參與。要先有這兩個作為，居民參與才可能發生，不論是建築還是城市建設都一樣。
現代主義的建築運動開始時很強調開放性，柯比意的馬賽公寓讓結構體系跟非結構體系的分離，應是最典型的案例，但在後續發展過程中，逐步受制於商品化和市場經濟，為了維持市場競爭力，所開發出的技術愈來愈自我封閉，簡單技術（affordable）的觀念更被摒棄，越來越強調專業化，讓一般人無法參與。而我們強調參與的作法，跟當下主流趨勢，包括房屋工業化都不一樣。
使用者的參與力量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後，我們協助茂縣楊柳村羌族聚落的災後重建，這個案例強調的是他們的自主營建，到十多年後的現在還在持續。施工鋼架是由我們設計和生產供應，這是專業者在這裡的角色，當時阮慶岳、廖偉立、邱文傑曾到現場，我問他們：「這村子蓋起來是什麼樣子，你們有沒有辦法想像？」當然是沒有辦法想像。他們回問我能夠想像嗎？我其實也沒有辦法想像。
在這種狀態下，建築師的角色在哪裡？以及，使用者的角色和力量是什麼？這是我們探討的核心。過去百年來，房屋工業化最難處理的課題──量化生產跟差異化與多樣化，以及工業生產與傳統手工藝結合等等問題，在這裡都有具體的回應。
經過十幾年，他們開始想要擴建家屋，照片是初始建造的區域與正在興建區域的對照。我們簡單弄個草圖，同仁轉換成單線圖，同時3D建模，從單線圖再導出數據，連接到鋼構的自動化生產製程，這是一套精密的現代工業化作為，也是與使用者互動過程中，專業者究竟所為何事的「為」。
2009年臺灣莫拉克風災後，我們協助13個原住民部落共800多戶家屋重建。我們是統包整個工程的團隊，因為施工時間非常短，因此居民的參與有限，但我們保留了剛才講的開放性，讓他們日後可以自行增／改建。
照片是房子剛蓋好規整單調的狀況，經過居民自己加工後，才是真正的「家」。其中禮納里部落因為違章增建太嚴重，前一陣子政府要拆除，弄得雙方很緊張，鬧得沸沸揚揚，其實當初就有預留很大的空間，給他們自己發揮，這些房子都可以往上增建或是往側邊擴充。
莫拉克風災的最後一個重建是阿里山德恩亞納部落，過程中的爭取土地、抗爭，非常曲折艱辛，現在去看非常豐富。基地位於山坡地，採用高架杆欄式，鄒族傳統家屋基本上也是高架的，可以保存現有地貌，減少土方的挖填作業。
北歐難民自力造屋
2017年我們受邀參加赫爾辛基設計週，主辦單位意識到歐洲難民問題嚴重，而我們在這方面有獨特的看法跟豐富的經驗，加上議題跟人道關懷有關，因此接受了我們的提案。
因為幾百萬難民湧入歐洲，既有的觀念跟建築技術的成熟，成就了所謂難民產業──用現代化方式快速去蓋房子。當年威尼斯雙年展充滿相同思維的作品，但清一色是商品化產物，而難民沒有能力消費買房，只能是由政府買單，但這只能是一宗買賣嗎？能否有不同的作為？我們的觀點是難民可以自己蓋，他們不會給社會添麻煩，把預算留給他們自己蓋，搞不好他們還可以創造利潤，讓政府有稅收。
我們在赫爾辛基最熱鬧的廣場帶著難民蓋一間房子，表達難民不是麻煩製造者、不是乞丐，他們可以自己解決問題，房子可以交給他們自己蓋。這些難民很多是專業醫生、老師，但是他們不會蓋房子，如果用我們的方式，他們就做得到。
這其實像是一個街頭演出，難民到芬蘭後，被安置在漂亮的度假村裡，位於很偏遠的地方，看似在湖邊享受天堂般的生活，但是政府給他們的零用金只足夠打手機電話，他們已經受不了快發瘋了，我們帶他們到市區蓋房子，大家反應都非常興奮。
結果引來右派白人至上主義團體——人稱新納粹組織的抗議，因為戳到他們的痛處，到現場強力要求停止搭蓋並拆除。警察驅離他們並設了50公尺的禁制區，不讓他們進到工地範圍，員警在旁邊搭一個棚子保護我們，他們退到區外紮營，跟這邊的造屋難民抗爭。
設計週主辦單位發現惹禍了，想撇清責任，不承認這是他們辦的活動，不發給我們展覽告示牌。於是我們改變設計，搭建一個棚子建立論壇空間，邀請左、右兩派來談，雙方原本劍拔弩張的架勢，在正式面對媒體後，都變得非常溫和理性，緩解了原本激烈的衝突。這結果上了新聞頭條，主辦單位才決定把參展告示牌給我們，承認這是參展的作品之一。綠黨主席和議員都有來參與我們的活動，當時正值Alvar Aalto獎的頒獎典禮，很多國際建築記者都到場。我們想強調建築不僅僅是視覺美學，還跟社會有綿密的互動關係，在赫爾辛基如此冰冷的城市裡，這裡可以是最溫暖的角落。
房屋工業化 參與式體系
再次強調，我們團隊所做的事，從來都未曾偏離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架構，過去上百年的房屋工業化發展過程，以我的觀點來看是零分，因為居民沒有辦法參與，這也意味著沒辦法橫向協作，因此成為單向與保守的封閉體系。我們構想的房屋工業化，應該要發展一種參與式、並能橫向互動協作的體系，譬如其他產業進入AI領域後，都在發展類似人機互動及使用者參與的互動模式，建築界卻始終處在堅壁清野的封閉狀態。
苗栗縣司馬限部落三十幾年前遭遇水災，至今仍等待重建，我們預計帶部落家戶一起參與重建。這次會做得更徹底一點，所謂徹底就是將建房跟後續的社區營造及產業發展一起考慮，尤其協力造屋的勞動，會有全面的規劃，很多工項採用預鑄工法，而且讓居民能參與預製工法的施作，這工法也是在模擬可能得標的迦納項目的操作方式。作法跟我們八八水災重建過程類似──我們當時在屏東麟洛設立臨時工廠，旁邊就是好茶部落受災戶的安置營區，大部分結構料件由他們加工生產，司馬限會先開始做教育訓練，讓居民、志願者，還有一些企業可以一起參與。
2020年11月我去迦納，和中國大陸的公司合作拿下迦納政府保障房項目，是二十萬套的國民住宅，我們用上述的作法和觀念，跟美國、德國的公司PK，基本上勝負立判。其中，有美國最大的房屋公司，除了美國的市場外，還在第三世界發展，但他們用的是PC預鑄系統。可以想像嗎？三餐不繼的非洲人蹲在路邊，看紐約來的高級工程師為他們蓋房子，這怎麼可能！西方的房屋工業化轟轟烈烈搞了一個世紀，到二、三十年前，突然間就沒有人談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房屋工業化的論述和實踐經驗，大多是來自二戰以後歐洲包括前蘇聯的戰後重建和都市化過程，那跟現在第三世界的發展狀態無法比，算是小巫見大巫，但新的論述、新的作為在哪？目前這個項目還沒真正落實，是否會如想像的情況發展還未知。
用居民自主的觀念來看城市，現代城市大部分是由開發商、政府與專業者主導，居民其實是缺席的。譬如孟買人的家居狀況，臺北市的屋頂違建，都可以看到生活何其豐富，以及市民在其中的自主性，但是我們目前對城市的想像，人的主體性完全缺位，我們要思考怎麼把「人」找回來。
開放體系的觀點從建築到都市都一樣，像馬賽公寓已經有都市尺度的思考，就是在整體大框架之下，讓居民可以各自表現。再把主要結構和次要結構分開，讓它可以很靈活地變動，使用者的主體行為就會出現。這個觀點不稀奇，但要怎麼做到這件事情，不僅僅是設計師的單向思維和形式操作，就是現實的挑戰了。
我們跟大陸一些國企合作一帶一路的項目，遇到的問題都一樣，也就是沒法讓當地人參與。譬如委內瑞拉某公寓樓一平方公尺的建築造價1.000多美金，是鋼筋混凝土的蓋法，當地人沒法承做，最後只得用中國勞工，結果引起當地居民抗議。如果居民沒有辦法參與，一定會被懷疑是官商勾結。中國大陸推展一帶一路，只要房建案都會出現這個問題。基本上，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真正成功的項目，所以有些大陸公司找我們去做，看能不能打開這個局。
土地所有制 空間所有制
這是以前參加深圳國際競圖「一戶‧百姓‧萬人家」保障房的設計構想，我們當時獲得首獎，是8,000多戶的社區住宅，但後來並沒有實踐。我們提案設置二層樓高鋼筋混凝土的框架單元結構，再搭配靈活變化的輕鋼構，公共化框架結構和公共設施，就跟道路等市政工程的公共化一樣，類同立體化的公有土地，再讓開發商、中小型公司或個人在這架構下去蓋房，即公共架構下的市民自主營建。簡單講，就是把農業社會土地私有化的觀念，轉變為現代城市的公有土地立體化的觀念，把土地所有權的觀念，變成容積所有權的新狀態。
我們在花蓮的青年住宅提案，也是建議兩層樓的RC框架，中間填充輕鋼構的系統，每個單元兩層樓，以後居民可以自主變化。雖然名稱叫青年住宅，但住在裡面的人會永遠年輕嗎？房子永遠只是20坪嗎？不可能，應該要可以調整，如果是輕鋼構的話，未來裡面的變化就無窮。
歸有光的〈項脊軒志〉， 描述他從小時候讀書起，到娶老婆得到功名，種了枇杷樹，然後老婆死了，枇杷也長大的一個完整人生，這最起碼就是五十年。現在的房子怎麼可能住五十年？你一結婚就得買房搬家，房價漲了有錢了就換房， 所以當然寫不出〈項脊軒志〉那樣的人生故事啊。住居變成商品，生活就是一連串的交易，生活記憶和社區鄰里關係，以及對環境的感情，全部都沒有了。
都市的公共性
回過頭看我們的城市，大樓外皮是最貴的，每棟樓都獨立解決自己的外皮，如果幾棟樓聯合起來，在上面加一個蓋子，不就解決了很多環境問題？就不用再費那麼多錢去作外皮，人類為什麼會那麼的愚蠢呢？
Fuller當年提案在紐約市加一個大罩子，控制自然氣候以後，冬天就不用穿那麼厚的衣服，可以輕裝簡從。如果能改變微氣候，都市樣貌就會不一樣，都市問題必須先有公共性的強制規制，否則在極端私有化和資本化下，家屋住戶會沒有辦法主導控制，就是由私有和資本所產生的都市樣貌。但是，都市所以能夠成立，就是在於公共性的建立，都市計劃必須更有強制性，都市才能夠真正成立。
如果有機會去蒙古的烏蘭巴托或中亞遊牧民族的聚落看看，那裡的城市是什麼樣貌？蒙古包加圍籬就是一戶人家，集合在一起，圍籬外面空地就是通路，根本沒有大家認知的馬路，也沒有辦法編門牌，如果有路名你也永遠找不到，而且路要怎麼做鋪面？所以都是爛泥巴，一半的烏蘭巴托都是這樣。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公共性的規制，都市是不可能成型的。
我參加2018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香港館的提案：「社會主義公共化後的人民城市」，就是在中環上方有一個大遮蔽頂蓋，跟Fuller的想法差不多，有個大帳篷遮起來以後，就可以把建築的千金裘剝下來，那些外皮都可以拆掉，然後水平向可以有很多通路，城市變得立體化了。